张同胜：是该彻底清算后殖民文化了! | 社会科学报

社科报 争鸣

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同胜

◤诚如金惠敏在《别了，中国后殖民主义》中所言，“‘文化后殖民’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事实”。因而在二十世纪初，甚至在新文化运动中，乃至于在当下的中国，文化后殖民的意识、思想和思维方式等依然萦绕在诸多人的头脑里和实践中。

为了恢弘优秀传统文化和辩证地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以及民族文化在当前全球化中的作为，很有必要对文化后殖民主义进行学理上的清算。

中国历来不乏识见卓远的知识人，即如在二十世纪初，就有文人如鲁迅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像胡适那样提倡“全盘西化”，也不像学衡派那样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一种走向全域化或世界化（cosmopolitanization）的对话主义，《文化偏至论》为其全貌之一斑。

文化偏至论今天的意义

《文化偏至论》开篇伊始，鲁迅便将两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心态作为批判的靶子树立了起来：一是“抱守残阙”，他们抱住民族传统、国粹这个宝贝，视他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此一心态很容易导致复古自恋、盲目排外、闭目捉麻雀和闭关锁国；一是“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全盘西化论者，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秉持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要言之，文化偏至者主要有：金铁主义、宪政派、迷信众数、唯物质主义等。偏至者，其弊端一在于偏，一在于过。故鲁迅“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这是因为文化偏至者要么无视国民“举国孱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之实际，即如清末装备先进之北洋海军，一战而溃；要么假借“民主”“众数”之名去一独夫民贼而“千万无赖之尤”出，“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要么惟物质、经济、金钱是瞻，导致极端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而道德沦丧。

不惟如此，有志行污下之卑鄙小人，甚至会假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这样一来，作为个人而言就会惟利是图，见利忘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导致个人精神的沦落，从而个人之健康、全面、自由的发展就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整个社会因而也就会片面、畸形、病态地发展，而不是全面而健康的发展。

由此看来，可知鲁迅善于思辨，高瞻远瞩，在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欢呼声中看到中土全盘西化之弊端，在某些所谓专家学者之流诬蔑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的同时而极度崇洋媚外之后殖民心态中看到物质文明以及拜物主义之后果，在所谓西方之“民主”“众数”“平等”“自由”等美名大义中看到依众数体制之暴虐，甚至认为“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此即鲁迅思想深刻而辩证之处，对于观照当前的文化生态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非物质，重个人

针对上述文化偏至之病症，鲁迅开出的对症药方是：“非物质，重个人。”

鲁迅首先批判了国人将“个人”误以为“害人利己之义”的谬解，继而以西方历史的发展为例论述了“个性”之价值，进而从反面论证“齐民”之危害。

在此处，鲁迅立论固然高妙，但亦有其偏颇处，如以为“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此乃英雄创造历史观，不是人民创造历史观。鲁迅能意识到众数之暴虐实属难得，但是如果彻底否定民主而寄希望于超人或英哲，甚而至于认同“牺牲庸众”，“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则亦一文化偏至。

虽然如此，鲁迅“重个人”之倡议，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其意义还是很深远的。他认为建立“全人”之“人国”的方术，便在于“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

论毕“重个人”之意义后，鲁迅论述何以“非物质”之缘由。西方的十九世纪是工业文明的世纪，也是物质文明大发展的世纪，又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的世纪，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十九世纪）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工业文明的发展如影随形随之而来的偏至则是拜物教。

鲁迅认为“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就是人人惟物质是趋，“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性灵之光，日以黯淡；诗意栖居，成为幻影。与沉迷于唯物质主义之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弃医从文，恐怕也是出于这一点的考虑，即救治国民精神上的疾病和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为要。当下现代化进程中之环境污染、饮食毒害、忽悠诈骗，等等，何不幸被鲁迅所言中！验之于现实，当叹服鲁迅思想之前瞻和深邃。针对惟物质主义的弊端，鲁迅提出的对策是“掊物质而张灵明”。

彻底清算后殖民文化

鲁迅结合纠正文化偏至的药方认为中国“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但并非仅仅局限于此，还应该继而建立“人国”而不是奴隶之邦。

鲁迅认为明哲须“洞达世界之大势”，有世界之眼光和视野。“洞达”世界之大势，自然不仅仅局限于接触和了解，而是参与、对话和交流；“立人”之后而建立“人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向世界之广袤空间，其间的态度是既没有须全盘西化之自卑，又没有唯我传统文化独尊之自傲，与世界上各民族进行平等的“对话”，用鲁迅的话来说，那就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别立新宗”之路径，其实就是彻底清算后殖民文化之“全球对话主义”。

据金惠敏的观察，“无论支持抑或反对，所有‘后殖民’都与一种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相缠结”，即后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的特点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具体言之就是要么崇洋媚外之全盘西化，甚至有洋奴提议中国被西方列强再殖民百年的谬论；要么就是闭关自守之唯我传统文化独尊，甚至有守家奴建议对外来文化进行封锁和管制。这种后殖民文化意识下的论调对当下的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努力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而应该坚决批判之。

文化全球化在今日不仅是一种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而来的必然趋势，而且已经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和现实。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在粉碎，也在整合”，但这文化杂交的过程和新的“球域化”文化或文化“帝国”的生成过程中，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是后殖民无意识中的中西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吗？

即使是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惟一正确的态度和对策，恐怕就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即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实施的前提需要我们首先告别后殖民文化，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48期，图片来自网络）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长按识别二维码

立即添加关注